【背景知识】

    作家简介：

    瞿秋白(1899-1935)，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早年曾到武昌外国语学校学英文，后到北京谋生。1917年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同年11月参与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莫斯科采访。1921年兼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教员。1922年2月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张太雷）。曾先后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春回到北京，主持起草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纲领草案，参与制定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同年6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7月去上海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后又参加领导五卅运动。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7月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主编过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曾将为陈独秀等人压制和拒绝发表的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并为之写了序言。大革命失败后，在汉口主持召开临时中央紧急会议，后任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4月去苏联，6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苏联期间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苏维埃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问题，写了大量论著，翻译了共产国际纲领以及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著作。1930年8月回到上海，9月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931年夏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普列汉诺夫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翻译了苏联的许多著名文学作品。1934年2月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

    1935年2月23日在福建被捕，6月18日英勇就义，年仅36岁。

【阅读指导】

    本篇是1931年瞿秋白避居上海时所写的一篇杂文，原发表在左联机关刊物《北斗》1931年第一卷第二期上，后收入《瞿秋白文集》。

    当时，瞿秋白接受鲁迅的请求，翻译苏联作家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对于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形象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他在翻译剧本的前后一段时间里，以堂吉诃德为题材，写了两篇杂文，除了本篇以外，还有一篇《真假堂吉诃德》。

    《吉诃德的时代》是针对20世纪30年代武侠小说泛滥，社会公众受小说中散布的封建文化的影响，把改变个人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清官侠士的身上这一现象而写，希望作家们能够正视大众心态，用正确的、进步的思想教育民众，结束中国的堂吉诃德时代——公众愚昧的时代。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以他的小说《堂吉诃德》结束了骑士文学风行的状况，它通过堂吉诃德这个艺术形象，讽刺了弥散在西班牙的骑士道德和骑士小说，铲除了中世纪的残余，加速了西班牙走向现代化。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文化传统，既有其合理、应当继承的部分，也有与变化了的时代不合拍阻碍进步的方面，进行文化批判，使广大人民群众从封建文化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样的历史任务，往往被一些革命家们所忽视。瞿秋白提出这样的命题，是有意义的。

    文章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2段），点题，提出论点：中国仍处于吉诃德时代。

    开篇作者先谈新文学作品的读者群。作者从新文学作品的印数推断中国识字的人数，认为最多只有一万到两万人，隐含地指出新文学作品的市场有限，脱离广大民众，不能为广大的小市民所接受。

    由此自然引出了“这一两万人的小团体”以外的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在“读”什么的问题。不识字怎么能读，看起来这是一个悖论，因为狭义的“读”的前提是识字。但是广义的“读”是接受，是了解。因为作为人，都有文化娱乐的要求，接受信息的要求，从这点上看，“读”是一种人生需求，即使不识字也在读书，不过渠道不同。至于怎样读，读什么，作者留到后面去揭示。鉴于这些，这里先提出一个论断——中国还在吉诃德时代。

    论点提出的过程，图示于下：

    新文学接受者少——识字者少——（接受新思想者少，具有民主主义思想者少）

    （留恋旧文学者多）——不识字者多——（接受旧思想者多，具有封建意识者多）

    结论：当今仍然是吉诃德时代。

    括号中的条件，作者在本部分中都省略了，一下子就提出问题，留下一个悬念，启发人思考。

    第二部分（第3-5段），剖析中世纪欧洲骑士小说和中国武侠小说共同之处，指出塞万提斯在廓清骑士小说中的作用，呼唤中国的塞万提斯的出现。

    塞万提斯写了一部《堂吉诃德》，把西方的武士道笑尽了，一个“笑”字写出了《堂吉诃德》巨大的批判力量和表现特色，《堂吉诃德》是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锐利尖刻的讽刺置骑士文学以死地的。作者质问：中国的塞万提斯何在？

    接下去，分析了博得广大读者群的小说的实质及其阅读心理。

    这些小说是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的合流，鲁迅认为，其“源流仍处于《水浒》。不过《水浒》中的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中的人物，则帮助政府”，又说：这类作品“大抵千篇一律，语多不通”，谈不上艺术价值。瞿秋白的观点是和鲁迅一致的，这类小说中“草泽的英雄，结果不是做皇帝，至多也不过劫富济贫罢了”，就是说，他们不是成为统治者，就是成为统治者的鹰犬。而百姓却把他们当作“青天大老爷”、“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百姓们不能忍受这种深重的压迫，他们有仇恨，瞿秋白描绘了他们的仇恨心理，但是他们认不清出路，不想起来抗争。他们宁可相信武侠小说，寄希望于侠客与清官。尽管“相信武侠的他们是各不相问的”，但是，他们犹如“戈壁沙漠似的散沙”，坐等着心目中的英雄来拯救自己。至于那些不去等待幻想自己当英雄的——学道修仙炼剑者，他们追求的人生范式也还是充当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中的英雄。这些英雄的主子彭公、施公都是皇上的奴才，这些人更不过是奴才的奴才。

    第三部分（第6段），分析中国塞万提斯没有出现的原因：这些塞万提斯根本不把几万万“欧化之外的读者”当人看待，也就是漠视群众。

    最后回应到前文，释说了什么是“读”，到书场去听书，那是一种大众阅读。

    瞿秋白是一位政治家，他是从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方面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强调了文学在教育群众，唤醒群众中的作用。不过，今天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理解，可以从中看出文化传统的惰性是怎样作用于人和摆脱传统惰性的艰难的。

    从文章的结构看，开头部分是逐渐地由描述入手，引出论点。留下很大的空间，给读者去想。在论证部分将西方与中国、古代与现代综合到一起来观察与思考，把塞万提斯的历史作用与中国民众心态的落后相比，揭示出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吉诃德的时代，即停滞在中世纪的国度。最后提出了中国不能出现塞万提斯那样大师的原因。

    文章利用了词的多义性，如“读”，既可以是“阅读”，也可以是“听”、“欣赏”，扩展了思维空间，为议论留有余地。

    文章的语言诙谐幽默，机智敏锐，涉笔成趣。如把中国没有塞万提斯这样的作家，说成“中国的塞万提斯难道还在摇篮里？！或者没有进娘胎？！”这种形象的说法，比起简单地说没有出现，更容易为人接受。再如刻画群众的仇恨心理：“恨得真正切齿，你可以看见他们眼睛的凶光，可以看见他们紧张的神经在那里抖动，你可以看见他们吃烧饼的时候咬得特别起劲，这是他们在咬‘仇人’的心肝，刚刚他们脑筋里的剑仙替他们杀死了挖出来的。”生动地描绘出受压迫的公众强烈的复仇心理及其发泄方式，从一些动作和细节中透露出人物内心世界。

    对本文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如本文所谈的中国塞万提斯何在的问题，中国武侠小说如何评价的问题。有人认为，塞万提斯这样文学大师的出现，要有其历史的土壤和特定的社会条件，以及个人的禀赋，不是文学大众化以后就能实现的。武侠小说的主题与写法至今仍在不断翻新，仍有其相当大的读者群。武侠与革命以及现代化似乎也不是根本对立的。当代学者陈平原说过：“30年代，瞿秋白曾有感于武侠小说泛滥而呼唤中国的塞万提斯，希望用别样的小说为武侠小说送终，并唤醒相信济贫自有飞仙剑，而且安心作奴才的芸芸众生。我怀疑这种将小说类型的变迁完全系于思想体系的转变的设想是否恰当，就像所有通俗小说一样，武侠小说表现的思想意识，往往既不保守，也不新潮，而是随大流。因此，武侠小说作为一个小说类型的更新，主题不在于侠客‘思想觉悟’的提高。”